“箴”是一種文體，文章學家來裕恂在其《漢文典》中說：“惟箴之本義，引申古今治亂興衰之跡，反復警戒，使讀者惕然于心，默知自鑒，斯乃正體。”箴體有二：官箴與私箴。私箴是用以警戒個人言行的，如唐韓愈的《五箴》，宋程頤的《四箴》，類似座右銘；官箴是對為政者的一種警戒，示以為官為人之道，往往用諷刺的手法以預防和挽救過失。早在秦漢之際就有官箴問世，其大量產生則始于宋元時期。與前代相比，宋元官箴講究德才并述，內容以弘揚儒學經典為主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，集中體現了宋儒理學價值觀，其中圍繞禮義廉恥而展開的部分內容觸及了廉政問題，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遺產。 

    主張內修官德 
    宋陳襄《州縣提綱》指出：“居官不言廉，廉蓋居官者分內事?！彼未越担芾韺W強調內在道德修養的影響，統治者在吏治整頓中，開始注重通過宣傳教化以戒除貪污腐敗，官箴以經世致用為要義，旨在教導官吏遵循儒家文化價值觀而行事，故而備受當權者推崇。于是，官箴文化大行其道，得以風行和發展。宋呂本中在《官箴》中提到“當官之法唯有三事，曰清、曰慎、曰勤，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，可以遠恥辱?！辈⒄J為：“此天下之要言，當官處事之大法，用力簡而見功多?！眳伪局邪褳檎伦鳛樘幨麓蠓?，可見其重要性。其實，幾乎所有的官箴都會談及官員的個人道德修養，認為廉潔與否關系官員人格高下。宋羅大經在《鶴林玉露》中直陳“士大夫若愛一文，不值一文”、“士大夫若清廉，便是七分人”，將個人名節與清廉合在了一起。真德秀在《西山政訓》中勉諭僚屬四事，即廉、仁、公、勤，諸事之中將廉擺在第一位。此文被后世文人列在《名公書判清明集》的文首，當做官吏如何“清明為官”的綱領。 

    要求以廉行仁 
    仁政的思想是封建時代官員必須接受的價值理念之一，理學大師張載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的名言，集中體現了宋代理學家們的政治理想。他們認為，清廉是德政的基礎，所謂“公、忠、仁、明”，皆自清廉而生。因此，宋元官箴對仁政的發論總是不惜筆墨。元揭傒斯指出：“廉非為政之極，而為政必自廉始。惟廉則欲必寡，欲寡必公。”清廉雖然不是為政之最，但卻是從政之始，如果連起碼的清廉都做不到，也就罔談實施德政了。至于實施德政的常用措施，不外乎興立義倉、勿濫用酷刑、體恤孤寡貧苦等，官箴也屢屢提及，如元張養浩《三事忠告》云：“鰥寡孤獨，王政所先，圣人所深憫。其聚居之所，暇則親蒞之，或遣人省視，若衣糧，若藥餌，吏不時給者，糾治之?！?nbsp;

    力誡貪腐之害 
    宋以忠厚立國，凡罪罰悉從輕減，獨于治贓吏最嚴。宋太祖開國后，多次申明：官吏貪贓同十惡、殺人罪一樣，“遇赦不原”，也就是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！陳襄在《州縣提綱》中說，“明有三尺，一陷貪墨，終身不可洗濯。故可饑、可寒、可殺、可戮，獨不可一毫妄取。”士大夫的名節一旦受到貪墨的玷污，就一輩子也洗不干凈。官箴總是竭力告誡官員不要貪污，指出貪污的一大危害是敗壞品行，如真德秀說，“人只一念貪私，便銷剛為柔、塞智為昏、變恩為慘、染潔為污，壞了一生人品，故古人以不貪為寶，所以度越一世?！闭娴滦阒赋觯澪蹖τ诠賳T的正面形象具有毀滅性，他警告說：“凡名士大夫者，萬分清廉，止是小善，一點貪污便是大惡不廉之吏。如蒙不潔，雖有他美，莫能自贖?！笨梢?，士大夫一陷于貪污，其曾經所做的一切德政美行都不能贖清它所造成的惡劣影響。 

    嚴明律令約束 
    張養浩在《三事忠告》中特別強調“吏人蓋以法律為師也，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，漢家典故無所不悉也。凡學仕者，經史之余，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，一旦入官，庶不為俗吏所迂也?！笨梢姡煜ぢ闪钍枪賳T的必修科目，只有熟悉國家律令才能處理好日常事務，不為俗吏所害。此外，官箴還告誡關于不要接觸“異色人”。呂本中《官箴》云：“當官者，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，巫祝尼媼之類,尤宜疏絕，要以清心省事為本。”他所說的“異色人”指的是“巫祝尼媼”一類的迷信職業者。他認為那些相信巫術迷信的當官者從政，必然會敗壞政事，貶損官德，誤國害己，后患無窮。此后歷代官箴多有此方面敘述，如元趙素《為政九要》云：“當官戒巫，風華自興。”（張曉彬）